不用花朝廷一分一厘，司马光不会反对；而商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能够节省朝廷在此方面的大量支出，对此王安石也不会反对。尽管保守派和新党都有一些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大宋统治高层的默许，甚至还有些的态度使得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形成气侯。只是由于这些“勋章”派对一些案件的插手，使得刑部、大理寺等相关部门的官员非常有怨言。不过慑于王静辉所把持的大宋统计局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打击，能够走上这些部门的官员大都持身正直，抱怨也是指一些案件被移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后，多半会牵扯出一些官员违法，大宋统计局紧跟介入的缘故。
当然，随着“勋章派”的政治地位提高，大宋朝廷对勋章的等级要求也格外严格，也不排除有些不良商人为了逃脱大宋律例的制栽，而在短时间内捐出一笔钱来买个勋章，在自己涉案的时候用来保命拖延时间。对此王静辉也提出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勋章获得办法。能够立时靠短期捐款而获得的勋章大都是低级勋章或是追认其祖先五品到九品官员，像能够将地方官员已经判定的案子直接驳回交由巡回法庭甚至是大理寺重审的，也只有高级勋章持有者才能够办到。这些高级勋章持有者不仅仅是捐款数量巨大，而且持续捐款时间长，大都能够得到“侯、子”极别的爵位。像徐老那样一开始就跟着王静辉每年至少向公益事业投入高达四五十万贯，并且连续快十年之久才可能会获得“公、伯”级爵位。
长时间、大投入使得高级勋章的获取难度极大，若不是真的有心于公益事业的商人，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耐心办到。这也就保证了这些高级勋章获得者至少在地方上名望不是一般的高，基本上都可以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善人”的级别了。这样的人急公好义，应该保证了高级勋章持有者的“正派、正义”的质量。
大宋士林对此的看法则是“有益于移风易俗”。在这样的主流思想下，勋章派至少迈过了奠基阶段，从而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勋章派的形成对大宋的商人们内心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以来商人就费尽心机的寻找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财产安全的方法，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依附官僚。不过官僚们给他们的回报是充当官僚的赚钱机器，到了必要的时候却被官僚所抛弃成为牺牲品。自己的财产也会被官僚们瓜分一空，一个家族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一朝化为泡影。
现在“勋章派”的出现给了商人们另外一个途径，以前王静辉所提倡的“投身公益事业来换取百姓的”，尽管这样做也是非常有诱惑力，但是实际上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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