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没落。
这种由经济结构演变而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精英文化的反扑和打压就是了。
“北宋儒学复兴，王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便是围绕变法展开思想竞争今日思想界亦是有这般百家争鸣的势头。”
汪与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说道：“新学和洛学最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与今日姜星火的思维最为接近。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论战之中便是对宋代祖宗之法的争论，与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时移世易，可道理总归是不变的我辈金华门人，今日所为，便是如当年先辈一般。”
汪与立所谓的“如当年先辈”一般，意思就是还是按照浙东学派的老传统，积极整合儒学资源，深化对于纪纲法度的治体论思考，但是尽量不要去碰其他东西，治体论即安全又高端，有这种浙东学派传承下来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远呢？
治体论在华夏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秦汉以降自贾谊肇始，历经汉唐演进，在南宋理宗时期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中以系统形式得到提炼与运用，在后继马端临《文献通考》、丘濬《大学衍义补》中有进一步发挥。而明代立国，浙东儒者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继承推进了治体论思考，作为浙东学派的看家本领，可谓是真正能通天的学术坦途。
所谓治体论，就是对治人、治道和治法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到后来的“有治法，则有治人”，一直在进行演进，但无论处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发，治体论架构都倾向于思考这一方与其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生依存，可以说治体论的思维宗旨是强调总体的整合关系，并非是那种“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
这种综合思维，也是金华学派能兼收并蓄理学、心学、实学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为今日之世风，应较之前如何？”
汪与立将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声大噪了，而且是继承的周敦颐那一脉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学术界，已然是青年一辈中的领头羊。
更何况，曹端手上还兼着梳理古文今文学派脉络的工作，哪个学派不想往这种编撰整理任务的工作组里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价值，汪与立说话也很客气，没有对于小辈的轻视。
“世风之变，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统是从周敦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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