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争论。
就“王道”和“霸道”来说，这不仅是价值取向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现实庙堂领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各自的实质内容，正如宋人张木式所说：学者须先明王霸之辨，而后可论治体，这就是说辨别“王霸”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而是非常现实的庙堂问题。
至于“义利之辨”，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在儒家伦理思想与价值观中是极为重要的，而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讲道义当然容易，当然是某种庙堂正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可太爽了，可变法，就是要重功利而轻道义。
“古今之辩”就更不用多说了，庙堂上到底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还是说法度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学术上到底是师古，还是师今？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哲学问题，而是极为敏感的庙堂问题。
总而言之，古今、王霸、义利，这是几千年都绕不过的老命题。
姜星火就算是让朱棣把所有反对者都砍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就算是说气话，到最后还是绕不开这些问题。
想要变法，想要进行儒教变革，解除思想禁锢，与制造力同时解锁，来完成从思想到现实的双重变革，那么这些挑战是他所必须面对的。
换言之，是时候掀起一场思想上的讨论与变革了。
这才是“启蒙大明”真正要做的事情。
只有完成思想解锢，近代科学才有最基础的发展和传播的空间，有了近代科学，才能进一步促进工业化，让这个世界的大明走上一条新路，这是发展科学的前置条件。
说实话，光靠科学实验震惊古人是没用的，古代从来不缺奇思妙想，缺的是给这些奇思妙想建立一间遮风避雨大厦的人。
姜星火走到了刑房的小窗前，打开了遮挡光线的木窗。
外边，依旧是阳光灿烂的夏日。
隔着一条御河，对面街头巷尾，依然热闹喧哗着。
但在姜星火的眼中，却有寒气渐渐滋生。
“真理不辩不明，古今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不过是我路上的三块绊脚石罢了，你且好好活着，看我如何踢走便是。”
姜星火回望着黄信，一字一句，平静地说道。
“朱熹能宣称他‘赢’，是因为他的对手不是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