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放在两年前，估计认识李维钧的人估计都没多少，那时候的李维钧担任直隶守道，而他的顶头上司是署理直隶巡抚赵之垣，这个人出身显赫，是名将勇略将军赵良栋的孙子，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赵弘灿的儿子，还是前任直隶总督赵弘燮的侄子。
可以说在赵之垣面前，李维钧这个贡生出身的读书人几乎是一文不值，然而就在雍正继位之后，赵之垣的直隶巡抚的位置就被李维钧给顶替了，而原因就是李维钧巴结上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而年羹尧在雍正继位后，参奏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堪委以直隶巡抚重任，于是李维钧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直隶巡抚。
“臣查旧例，直隶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
当李维钧呈奏之时，大臣们很快便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自从之前户部追缴积欠和火耗归公以后，大臣们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也是越来越高，这一次李维钧所反映的丁银问题，也是大清积弊已久的大问题，如今被呈奏上来，想来背后应该没那么简单。
所谓的丁银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明朝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俗话说的人头税，这项赋税在明朝时是作为地方税收的一种，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由地方官员征用，并不上缴明中央政府，因此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明朝官吏敛财的一种弊政。
后来清朝建立之后，很显然吸取了这一弊政带来的教训，将丁银编征作为中央政府赋税征解，也就是让地方官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同时对于人丁的编审也逐渐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编审人丁，以保证丁银的征解。
正所谓“直省每岁终，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观户口消长，以定州县考成。”当时丁银的增长也成为了地方官员的考核目标之一。这项赋税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竟然达到了三百万八千九百两之巨，因此也受到了当时清廷极为重视的目标。
当然，在丁银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深藏弊端，就如同李维钧所言，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十分严重，特别是很多官员绅衿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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