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为瓷胎珐琅。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
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主要生产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广州，并进贡内廷。
这些舶来的画珐琅器以它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和土庶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生产，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
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进入内廷。
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
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
王会长仔细看了下碗内外，才将碗放下。
“还有这对珐琅彩描金花卉纹蒜头瓶，当年战乱，听说我祖上为了保护这对瓶子差点被杀。”
就这样，古煜每拿出一件都介绍起藏品的来历，说得非常精确和详细，不是他祖上留的，就是他哪一年在什么地方买的，甚至有些购买期间的经历都说得一清二楚。
王泽听得是津津有味，虽然他不知道藏品的真伪和价值，但感觉这老头讲的故事还是挺吸引他的。
陈松和郭春听得是上下眼皮直打架，冷幽则面无表情地抱着包袱靠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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