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文在书写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所谓的‘句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作者原意。
因此学生入蒙后，需要‘明句读’，就是学习依靠文章的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但是学会了句读，依然经常会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笑话，主客两人通过不同的句读，表达出七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令人喷饭。但要换成在公文、在书籍中，这就不再是笑话，而是困扰和错误了。
历史上因为句读不同导致的公案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围绕着其句读，千年来学者争执不休。要是当时有标点，争议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上辈子习惯使然，陈恪无法忍受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标点，因此他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亲自标注过‘标点符号’。
在这本《尚书伪经考》的前言中，陈恪说文章需要读者自行句读，不仅不便，还会曲解作者的意思，这是写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要么就是故意不想把话说明白。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误解，也为了便利读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时，便提前加注了标点符号。
传统的句读符号。包括句号和读号，相当于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和逗号。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有‘、’号，和‘（）’号，因此古代不是没有标点符号，只是没有人将其规范使用罢了。
陈恪在书后做了个附录，列出了十种常用的标点符号，并将其作用明确标注。
他这样做。绝不只是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也并非推广标点符号那么简单。他更深层的用意，体现在《大学》、《中庸》两篇文章中……
在陈恪原先那个年代，稍稍有点文化的人。便知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并称儒家四书。这四本书构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塑造了儒生们的精神人格，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无所谓。
然而在北宋这个时期，《大学》和《中庸》尚未独立成篇，只是《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文章的两篇。对于为何要将其单独拿出来，放在《尚书伪经考》之后，陈恪在前言中说道：
自己考证尚书为伪经，绝非要破坏儒家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为了朔本清源、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