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军费在一千四百万贯，相当于大宋的财政收入的五成，所以不解决西夏问题，大宋早晚会被宋夏战争的军费拖垮，所以必须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西夏问题的战略。”官家和众大臣皆以为然。
孟鸣又说道：“先期五年内，夺取西夏长城以南的领土。在这里不得不说大宋军队的战力问题，宋军的战力远逊于西夏军的战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最主要的的原因总体来说是“重文轻武”造成的。唐末五代兵变频繁，使我朝的，君臣和士大夫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都认为武将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形成方镇割据之患。因此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通过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将从中御”等手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却从没思考唐朝藩镇之乱的真正根源。我朝军事最高指挥机构枢密院和各地方军职均由文官出任，结果在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文人大多未经战阵，缺乏统兵作战的实际能力，让他们领兵作战，其后果不待言而自明。”
孟鸣接着又说道：“朝廷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建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过分地集权中央，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统制过严，机构重叠，造成了前线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和西夏交战的过程中，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不能相互统筹协调，结果必然是各自为政，必然会被西夏军各个击破，而无法相互援救。
根据战场敌情瞬息万变，因地因时灵活行事，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而我朝则不然，实行“将从中御”。远离前线中枢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使征战将帅像被提线的木偶一样，被钳制和剥夺 了战场上的机动指挥权，使那些名将无法发挥卓越的谋略，只能死守阵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错失而无能为力。前线军队通讯联络条件极为不畅的情况下，依靠预先制定好的阵图，遥控作战，不许更改，无疑是一件极为荒唐可笑的做法，敌军怎么会按照我方的阵图作战啊，这根本是掩耳盗铃之举嘛，必然会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