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吸取了元朝元朝因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导致亡国的教训，故此税收定的很低，农税只有十五税一，商业税更达到了恐怖的三十税一，并下旨永不起科。
事实上，明朝的历代皇帝都遵守着老祖宗的祖训，故此明朝的岁入虽然低的可怕，只有宋朝的两成，但农民起义的次数较之宋朝和元朝要少的多。
然而从万历末年，辽东老奴努尔哈赤起兵叛明，时明廷由于刚刚经历过赫赫有名么万历三大征，国库空虚，万历皇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征了辽饷。
其实辽饷并不高，也就是从每亩田的九厘银子加征到一分二厘，只不过增加的三分，这对于普通百姓并不算什么负担，所以在其后的天启年也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乱子。
然而崇祯上台后，在朝堂的衮衮诸公蛊惑下，为了所谓的众正盈朝，裁撤了各地的厂卫，以至于地方官员彻底失去了监督，于是乎各地的官府在私相授受之下，就将这样的税收分摊到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以至于百姓缴纳的赋税越来越重，及至崇祯四年，有些地方的百姓缴纳的赋税甚至达到了恐怖的五两之多。
巨额的赋税令大明的百姓负担日益严重，尤其是北方，因为气候的原因，田地大规模减产，导致农民一年之所得都不够缴纳官府的摊派，于是乎百姓们纷纷放弃了土地，沦为所谓的流民，这也是陕西农民起义的主要诱因。
即至崇祯十年，为了筹集钱粮剿灭声势越来越大的农民军，内阁次辅杨嗣昌又提出了加派剿饷，这无疑令在底层挣扎的百姓雪上加霜，甚至号称天下粮仓的湖广百姓也苦不堪言，张献忠和罗汝才在短时间内能裹挟这么多流民，原因就是百姓根本没有活路可言。
“陛下，不可！前者所议之剿饷，陛下曾明旨布告天下，只征一年，如今剿饷未废，现在又要加派，岂不令天下百姓寒心？”
大学士范复粹再次开口，以朝廷明旨反对杨嗣昌的加饷之议。
“你……！”
杨嗣昌无言以对，崇祯十年，自己请增剿饷之事，皇帝确实曾明旨布告天下，言之凿凿地宣称，“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捍本土，诏抚按饬行。”现在再提加派之事，显然不合朝廷法度。
礼部侍郎姚明恭哂笑道：“范阁老，不加饷如何平贼？难不成坐视流寇坐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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