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吐狂言的秦方权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秦方权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他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社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曼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
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秦方权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
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
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泰南社设法主动与其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秦方权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
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
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社内同人屈服，秦方权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谁也无法定论。一种说法是当时泰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
就拿我们熟悉的胡子瑞与陈平南来说，一个是泰国经济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曼谷身兼两家报纸《科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秦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
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秦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
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秦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
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秦方权一向就是这么个人，
“善怒能狂”，
“唯我独尊”。而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秦方权一生中与塔万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间大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塔万叫板时，泰国和他们相熟的很多朋友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