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其错乱重复，逾年始完”。而且杨时因为觉得自己“得其书晚不得亲受旨训”，是以对于手稿之中“其谬误有疑而未达者”，都采取了“姑存之以俟”的态度。这样不但保证了伊川先生易学思想的正统传承，也使得《伊川易传》的原始文本得以保持原貌。
杨时在洛学迭遇打击，甚至遭到官方明令禁止的时刻，仍然不遗余力地修订《伊川易传》，编纂二程语录，其目的不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书藉，将纯正的二程之学播扬开来。其对于洛学在逆境之中的传承，甚至对于后世之学者能够获取二程学说的原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徽宗年间，在蔡京等当朝权臣鼓吹王氏新学，而对于程颐及洛学给予一系列打击的情况下，作为程门高弟，当时深孚文人士子之望的杨时，却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势而上，以年逾古稀之龄，被徽宗皇帝由当时的外任小吏召至中枢。宣和六年（1124年），徽宗召时已七十二岁的杨时以秘书郎上殿，第二年又转迁著作郎，七月份时，更给予杨时迩英殿说书的头衔。这是其师程颐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等若“帝师”之尊荣。靖康元年（1126年）的时候，杨时更是兼任了国子祭酒，成为名副其实的士人清流之领袖。然而与杨时的迭遇升迁相映成趣的是，朝廷上对于洛学学说的禁令，直至靖康之时金人已然兵临城下之际，才“除元祐党藉学术之禁”[17]，甚至就在召杨时返回中枢的前一年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徽宗皇帝还专门下诏禁元祐学术，声称天下举人有传习元祐学术者，则以违制论处。
杨时此次的起用，是由当时的权臣蔡京援引而得官，《宋史·杨时传》中记载了蔡京起用杨时的原因是：“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18]《宋史·奸臣传二》亦称蔡京之子蔡翛“时弟兄亦知事势日异，其客傅墨卿、孙傅等复语之曰：‘天下事必败，蔡氏必破，当亟为计。’翛心然之，密与攸议，稍持正论，故与京异。然皆蓄缩不敢明言，遂引吴敏、李纲、李光、杨时等用之，以挽物情”[19]，可见此次蔡京起用杨时，并不是因其改变了鼓吹新学而打击洛学的立场，只是希望杨时能成为在这个时局危难之时稍有补于残局的他的一颗棋子罢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杨时的此次出仕，对于一直在逆境中挣扎的洛学，也诚可谓是意义重大。毕竟杨时作为二程之学的正宗传人，作为在洛学遭禁的这些年间仍自坚持著书传学的洛学忠实门徒，其声名早已天下皆知，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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