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
而PCR所解决的，正是这两个问题。
瑞典有相对充足的警察资源，相对少的恶性案件，当PCR的作用发挥起来的时候，其产生的边际效益，在短时间内就爆发的令人陶醉。
随着时间的推移，PCR实验室的工作压力，也迅速的从实验，转向了应付大量的参观者。
杨锐由此从实验室一线脱离了出来，但休斯顿等人依旧奋斗在PCR仪旁边。DNA鉴定的结果是要用于司法程序的，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人为错误是要尽量避免的，新培养出来的实验员，还远没有到能自由上岗的程度。
相比之下，杨锐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应付参观者方面，倒是轻松许多，可休斯顿等人依旧感到很不好意思。
“你原本是来瑞典做考察的，结果变成了繁忙的工作，真是抱歉。”休斯顿不止一次的提起此事。给别人添了麻烦，这在瑞典文化中是大事。
“能让PCR发挥作用，我总归是愿意的，耗费一些时间，也是没办法的事。”杨锐心里乐意的不行，换成别的诺奖学者，要想请瑞典科学家来参观自己的实验室，非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不可，招待起来更是靡费——不光是费用上的，更是时间上的。
实验室放在了斯德哥尔摩警局，来访的宾客首先要被警察局筛一轮，又因为PCR实验室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合办的，于是又要被斯德哥尔摩大学筛一轮，最后剩下来的，小喽啰就很少了。
而在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中，总共有三个步骤，第一是提名，这里面除了瑞典的六所大学的教授之外，还有多所国外的大学，以及历届诺奖得主，在这一步，算是国际化的。
但从第二步开始，就是纯粹的瑞典化的。
第二步是诺奖委员会筛选被提名的科学家。这支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基本就能决定诺奖的大部分归属了。不过，真正的决定权是握在由数百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手里，这些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是瑞典科学家，他们代表着最终决定。历史上，五人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被评审委员会打回去的不少，事实上，几乎每年都是要撕一场乃至多场的。
五人委员会角逐出一个名字，评审委员会打回去，五人委员会再角逐一个出来，评审委员会再打回去。
不管这两个步骤循环多少次，做出决定的，都是瑞典科学家。
这是诺贝尔留给瑞典人的最大遗产。诺奖的运营方式，也使得瑞典科学家，在世界顶层科学界中，总是享受着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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