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舰，同时在做以上的垒沙袋、运弹药以及解缆、生火、加压等动作，则可以百分百判断，中国人要“偷袭”了。
反之亦然——如果做上述动作的是法国舰队，那么，就说明法国人要“偷袭”了。
事实上，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法国舰队上述备战动作一样不少——迄至九时四十五分，赶在十时白藻泰照会何璟之前，相关战备便已尽数完成；而延至下午二时方始开战，可是，对于中方，法军之攻击，其效果依旧仿佛“偷袭”。
“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岂不可叹？
好吧，既然“偷袭”不可行，又不可以坐等法方“偷袭”，那么，摆开堂堂之阵，“先发制人”？
即，如法国人般，抢先扔个开战的照会过去？
当然，送出照会到实际开战，不能留四个小时之长的时间——想来，法方的反应，不会像中方如斯之慢，甚至没有反应。
无论如何，要争取打第一炮啊！
就算法方反应快，“第一炮”啥的，还是人家打出来的，可是，无论如何，不至于开战的时候，船缆还没解开，锅炉还没生火啊！
这也是张佩纶一直努力向朝廷争取的一个方案。
可是，那就是“衅自我开”了。
中法之争，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即便是主战派，只要有足够的理智，也明白：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而彼时，和平的大门并未完全关上，双方在剑拔弩张、火星四溅的同时，外交谈判一直没有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枢下定决心，主动与法决裂，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误判了法国的战争决心，可是，法国的“战争决心”，本就飘忽不定，也实在不是很好判断。
许多人都晓得，因为镇南关的失败以及其后的丧师失地，法国茹费理政府垮台；不过，很少有人晓得，茹费理政府之前的法理叶政府的下台，也同中法之争有关系。
法理叶政府同中国政府签了一个核心内容为中、法分润越南的的《李宝和约》——“越南南方治安，归法国巡查；越南红河以北，归中国保护”，云云。
这个条约，被法国国内激进派痛詈为“丧权辱国”，茹费理乃借势取法理叶而代之，成为法国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拒绝批准条约；而《李宝和约》之“宝”——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黯然离职回国，并被《李宝和约》之“李”——李鸿章，半同情、半讥讽的称为“法国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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