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
“每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
“如此养兵，真正叫‘士饱马腾’了！”
“第七，一入滇，孙可望便亲祭孔子，然后，开科取士；同时，并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没过多久，文教渐兴。”
“此举，一方面为自己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那班田租收入减少的‘田主’们，也觉得终有出头的一日，对于‘履亩科租’，也就不为己甚，更加不会铤而走险了。”
“第八，笼络土司。”
“当地土司，只要效忠输诚，就可安于其位；土官虽然难御，奈何可望御之得法？可望治滇，非但再无沙定洲一类的叛乱，诸洞蛮还踊跃奋发，为官府输送了大量兵源。”
“桂林之役、衡州之役，都有大量土兵参战，且作战骁勇，悍不畏死，其所驱战象，对于来自北方的八旗兵，不论人、马，都尤具威慑，李定国两蹶名王，也有这班土兵的一份功劳！”
“这‘八管齐下’，不到两年，全滇便面目一新，乙丑——即顺治六年——元宵之时，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女入城观玩者如赴市集然！——明季以来，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景象，居然在西南一隅之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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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指画口述，侃侃而谈，口吻虽然还是一个“议论”的口吻，但和之前的史可法、阎应元不同，关于孙可望的这一大段，赵景贤几乎没有插什么嘴，关卓凡似乎也没有请他插嘴的意思——事实上，赵景贤就算想插嘴，也会有无从置喙之感。
顺治初年清、明对峙、彼此攻伐的那一段历史，迄于今日，整体上来说，仍旧是模糊的、混乱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忌讳，大西余部进入云南之后，做了些什么，对之后的大局，发生了什么影响，实话实说，赵景贤并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非但如此，辅政王提及的不少史实，他根本就不晓得——
譬如，“履亩科租”官民如何分成？管理盐课的官员是何头衔？孙可望如何练兵？如何养兵？何时小操？何时大操？兵丁日支米多少？家口月支米多少？儿女支米多少？马分几等？各支料多少？“杂造局”以旧易新的期限又是几日？
等等，等等。
赵景贤自问还算“渊博”，我既不晓得，晓得的人，也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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