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欧洲诸强，对被殖民国的无辜平民，进行“无差别的射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凡有海外殖民地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一手的血，老大别说老二，因此，在国内，在欧洲，没几个人将这一类行为当做一回事儿，也很少有军人因为这一类行为受到实质性的处分。
可是，那是“在国内”、“在欧洲”，目下，可是在——呃，在敌军的军舰上啊！
这支敌军，可是刚刚将自己打的一败涂地啊！
特别是，此时，法国和中国、越南，彼此既未宣战，“降龙行动”就不能算正式的战争行为，即不能算正式的政府行为——当然，“降龙行动”得到了印度支那总督府的授权，可是，印度支那总督府只能算是地方政府，其授权的行动的法律效力是很有限的。
没有了政府的背书，指挥官个人的责任就大了许多，若中国人认定“蝮蛇号”、“梅林号”以及“玛丽公主号”的对岸射击不属正常战斗行为，就有可能不把“降龙行动”的指挥官当做战俘对待，而是当做——
呃！
如是，何以自辨？！
事实上，屠杀无辜平民，即便“在国内”、“在欧洲”，即便以欧洲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道德标准，依旧得算是“暴行”；“少有军官因为这一类行为受到实质性的处分”，只是因为大伙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有人刻意跟你为难，把这种事情摆到台面上，往大里闹，你一样会惹上麻烦，区别只在于麻烦大小罢了。
譬如说，目下跟法兰西怼的热闹的普鲁士，因为没什么海外殖民地，手上没沾多少亚非拉人民的血，就可以大造舆论，大肆攻击法国人的“暴行”，以占领道德高地。
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方才那句话——目下，正身处刚刚将自己打的一败涂地的敌军的军舰上！
巴斯蒂安有心强辩，“来自红河两岸的攻击，由始至终，持续不断，因此，我部亦不得不予以持续的还击”，云云；可是，转念一想，人家的俘虏，可不止自己一人，整个“降龙行动”的幸存者，都是中国人的俘虏，别的军官、士兵，大约不会跟自己统一口径，这样的强辩，除了激怒对方、陷自己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之外，毫无意义。
再者说了，军人的荣誉，也叫他很难做出这种撒泼耍赖满地打滚儿的事情。
“提督阁下，”巴斯蒂安涩声说道，“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我必须为士兵们的安全负责，持续对岸射击，是一种……呃，预防性的……呃，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