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务训导”，就是一位未来的学校校长。一县一“时务训导”，将发展为“一县一学校”，一千六百三十二个“时务训导”，最终将变身为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
这个学校，是小学、中学二而为一的，在此基础上，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中学。
“学校”的生源，除了未来的公务员，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
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
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时务训导”的原因之一。“时务”一道，礼部固然糊里糊涂，同时，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
如前所述，关卓凡的算盘中，“时务训导”和州之学正、县之教谕，同为正八品官，就是说，“时务训导”分庭抗礼于学正、教谕，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学校”不在“学宫”搭伙计，是要另起炉灶的。
在关卓凡的规划中，“学校”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财政也是独立的，不和“县学”、“州学”同流，加上“时务训导”全部出自于北京的“师范馆”，数管齐下，整个“学校”系统，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礼部那边儿，一根“学校”的毛，也是摸不着的。
开科取士，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时务策”，其教材和教学，都出自“学校”系统，则“时务策”的“考差”——监考和阅卷，必然都要由“学校”系统派出。通扯下来，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
至于“师范馆”，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师范馆”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
当然，“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的帽子，“师范馆”是戴不上了，那顶帽子，上海的“广方言馆”正戴着呢。
“开科取士，恢复唐、宋旧制，加‘时务策’，加‘贴经、墨义’”，这件事情，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
关卓凡称倭仁是“士林宗镜、儒学领袖”，完全不是虚美，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实打实的，一点儿水分都没有。如果排座次，咸、同年间，全中国范围内，“读书人”之第一人，非倭仁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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