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必也正名乎！
关卓凡改“官办”为“国有”，不为好玩，无关趣味，实实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这个时代，近现代“国家”的概念，还非常淡薄，更加没有“公务员”的概念。“官办”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员”，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单拿“官府”二字来说，也是有问题的——到底是哪一级、哪一处的“官府”？
这种暧昧含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官办”企业“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同时，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办企业有办企业的套路，这个套路，不因所有权不同而异。“官办”的企业，总是要把“官派”摆了出来，忘记了自己是做生意的，只记得某品某级、庭参揖让，这个企业，还怎么办得好？
“国有企业”四字，开宗明义：
首先，确定了所有权。国家既出了银子，企业即为国家所有，今后一切贪渎情事，即可以“侵占国有资产”入罪。
其次，这是“企业”，不是部院司道府县，主其事者，做起事情来，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国有企业”四字，对培养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近现代“国家”观念，也会有一定的助益。
当然，关卓凡绝不会天真到认为，同样一间企业，仅仅换个名字，就能脱胎换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强有力的手段，事情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原时空，洋务运动及其后兴办起来的那些“新式企业”，其经营管理，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就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第二，财务混乱，任意开销，“三公消费”尤其畸高，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员充斥。冗员的来源，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还有许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张条子、甚至一个口信，就能塞一个人进来。即便主管官员和请托者并没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为不得最罪人，原则上也不会拒绝类似的要求，反正发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冗员，根本不点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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