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匹夫”的袖标，以示区别。可大村益次郎更进一步，连这个袖标也不要了，彻底打破了阶层之间的限制，晋升选拔，不问出身，全看能力。
如此一来，不但军制彻头彻尾地变过了，长州藩的整个政治、社会利益格局，亦重新洗牌来过。
商人、低级武士、小作坊主、农民，一股股新鲜血液，呼啸着注入长州的肌体，长州脱胎换骨了。
原时空，长州能够以一藩之力，打败幕府倾国来攻，大村益次郎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原因。
大村益次郎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废除“马廻众”制度，等于在强敌压境之下，以“强军”的名义，为长州藩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甚至，关卓凡以为，可以这么说：近现代日本国家之滥觞，亦由大村益次郎废“马廻众”制度而来。
如此一个人才，只要能够保证他的忠诚，为什么不予重用？
办陆军军事学校之外，关卓凡的心目中，田永敏是定位为“军师”的——参赞一切，并不局限于军事。
那么，能不能保证他的忠诚呢？
能。
关卓凡说的“忠诚”，并非要田永敏为他本人上刀山、下火海，而是：能否抛弃残存的日本族群认同，全心全意为中国服务？
能。
首先，大村益次郎不是一个武士。
这不仅仅指他的出身——大村益次郎出身一个医生家庭。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思维、行为。
大村益次郎说过这么一句话：“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
他的脑子中，全然没有“武士之道”这根弦，在幕末一大群狂热的牛人中，这是极其另类的。
在当时的日本，没有武士身份的自我认同，就不大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因为不存在明确的效忠的对象。
大村益次郎因此成为了一位“政治上的沉默者”。
他基本没有表示过在“尊王”、“攘夷”、“佐幕”、“倒幕”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
他是长州人，却由宇和岛藩入仕。在幕末门户森严而对立的政治格局中，大村益次郎没有表现过任何明显的“门户之见”。
大村是一个“士”，但不是“武士”，他更像春秋战国的“游士”。只不过，他不靠嘴皮子过日子。
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大村益次郎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技术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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