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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