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他们在法国的“层级”不高，社会资源不多，经其手请来的技师、教师，水平其实很有限。老师不高明，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
这就是关卓凡说的“起点太低”。
问题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两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继，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船厂生产日见萎缩。
中法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战后，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
船厂如此，船政学堂呢？
比船厂还糟糕。
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就说一条：作为海军学校，居然没有体育课！
在这儿，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以下部分，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参考作用——当然，是反面教材。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在《田凫号航行记》中，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下了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而言，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
这种精神面貌，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确是事实。
寿尔还观察到，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
究其竟，整个学堂，主事也好，学员也罢，完全不晓得：学堂不是培养“儒生”的，而是培养“军人”的；毕业后，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的观念，更是付之阙如。
船厂办不好，其害止于自身；学堂办不好，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
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总兵、管带，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
就是说，一个陆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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