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森
近年盛行小说家和诗人写随笔，文坛对此说法不一：褒之者称为盛况空前，功莫大焉：贬之者讥为舍本逐末，甚而视之为不务正业。是耶非耶，莫衷一是。其实，众说纷纭往往更客观，倒是强求一律、一概而论反而让我们尝过许多苦头。像“随笔热”这种文学新景观之中，由于作者各异、心态不同而会轩轾有别，良莠不齐，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必忙于简单化地做结论，还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多做些披沙拣金的工作为好。就此而言，刘玉堂的随笔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审视和值得研读的文本。
我是由读小说认识刘玉堂的。他的小说自有一种写法，农民式的幽默语境中氤氲着蒙山沂水特有的文化氛围。这样一位弄惯了小说的人，最近竟有滋有味地写起随笔来。他曾有言：“随笔还是应随意而言之有物，实在而不矫情，平淡而有味道。”可见他是在用心为之。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尝试，更为深层的是文化态度的转换——从钓鱼台人向城市乡村人的过渡。作者自称已成为“城里的乡下人”。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戏谑和自我揶揄。
刘玉堂搁下他的钓鱼台故事转向了城市见闻。依然是乡村文化人那种带着些许土气的谈吐，勾勒的却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烟、酒、茶，日常起居，文人的事也不过“书皮儿”之类，或是写自序的一点体会，聚会时的小小感慨，大都是具体而微小的事体。用聊天的方式写身边琐事，其间又不乏调侃，颇似时下流行的那种无聊文字。倒不是说这种几乎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文章有什么微言大义的神通，但毕竟与那些胡侃和闲扯不同。好文章无论篇幅长短，总是人生的体悟，是从生活中打熬出来的。刘玉堂的随笔就充盈着关注生活生发出来的睿智。“烟”早已是被说得很俗的话题。可是请你读读《烟这个东西》，就会觉得有新意。在这里，烟似乎变成了文化向导，带领你通过时间隧道做时代的漫游，引导你重新检视关于烟的种种体验。《说劝酒》不仅道出“中国是个大酒场”的感慨，而且特意揭示“越是穷地方越能劝酒”的怪现象，从而呼唤文明的酒文化。作家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在普通物事中创造出文化意味来。因为拥有这种文化品位，这些短文才耐人咀嚼，幽默调侃而又能脱俗，略带土气的形式却能给人以优雅的审美愉悦。
这些随笔犹如社会心理的魔方，在交叉运转中把时代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心态呈现出来。作家对社会心理的观察和透析往往是独特的。《说尴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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