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因斯坦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三天，韦伯又来了。
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但在来之前，杨平收到了一封正式的邮件。发件人是韦伯，邮件写得一丝不苟，典型的德国风格——标题、称呼、正文、附件，每一项都整整齐齐：
“杨教授，关于我下一次访问的补充说明。”
杨平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心里就觉得不太对劲。正常人的邮件标题是“我下周来”，韦伯写的是“关于我下一次访问的补充说明”，像是律师在起草合同。
他点开邮件，正文如下：
“尊敬的杨平教授，我计划于下周三再次访问贵所。本次访问的学术目的与上次相同：继续学习您团队的最新数据，并进一步讨论原细胞激活的分子机制。此外，德国电视二台计划拍摄一部关于‘脊髓损伤修复的科学前沿’的纪录片，他们希望在我的访问期间进行部分拍摄。我已明确告知摄制组：所有拍摄必须事先获得您和您团队的书面同意，不得影响正常的科研工作，不得拍摄任何未经许可的实验内容，不得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患者的面部。摄制组负责人将在抵达前与您直接沟通，确认所有细节。如果您不同意，摄制组不会出现。我本人也尊重您的决定——科学纪录片的拍摄不能以干扰科学本身为代价。”
杨平读完这封邮件，思考许久，这就是韦伯的风格，也是所有老派德国科学家的风格，先把规矩定好，再谈事情。不搞突然袭击，不玩惊喜，不把“我带了摄制组”当成一个既成事实来逼你接受。而是提前沟通、充分协商、征求同意。让人觉得被尊重，而不是被绑架。
他把邮件转发给曼因斯坦，附了一句话：“德国人做事，就是这个风格？”
曼因斯坦的回复很快：“是！韦伯是典型的旧式德国教授。衣服可以穿得随便，规矩不能随便。他说‘摄制组不会出现’，那就是真的不会出现，不是客套。”
杨平给韦伯回复了邮件：“韦伯教授，摄制组可以来。但必须在抵达后签署一份拍摄协议，明确拍摄范围、使用权限和保密义务。杨平。”
周三上午，黑色商务车再次停在研究所门口。后面没有跟着装满器材的面包车，摄制组提前一天就到了南都，自己找了住处，今天自己开车过来，站在研究所门口等着。
韦伯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戴着一顶棒球帽。他身后跟着四个人，两个摄像师，一个录音师，一个制片人。没有人扛着机器直接冲上来拍，所有人都站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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