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眼镜擦拭，有人拧开瓶装水慢慢啜饮。
霍顿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他做了无数次，几乎成了他的标志性姿态。“杨教授的理论无疑具有启发性，”他的措辞谨慎而精确，“但它建立在‘系统可调节’这一前提上。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调节’与‘干扰’的边界？当您同时调整免疫、代谢、神经和微生物组多个系统时，如何证明这不是一场危险的、无法控制的系统性干扰？”
问题非常专业，直击系统医学的理论核心。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唐顺的回答。
唐顺没有立即回答。他端起面前的水杯，慢慢喝了一口。
“霍顿博士提出了一个既是哲学层面又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唐顺的声音平静，与霍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回答之前，我想先讲一个故事。”
他讲述了一个名叫乐乐的九岁男孩的治疗过程。男孩患有复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传统治疗方案——包括三种免疫抑制剂和一种生物制剂一直失败，毫无效果。孩子的体重下降了30%，每天需要服用17种药物来试图控制症状，生活质量严重受损。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乐乐时，他几乎不能行走，关节肿胀得像个气球。”唐顺调出一张面部打了马赛克的照片，“我们停用了所有药物，重新开始。”
他展示了数据图表，但不是那种光滑完美的治愈曲线，而是原始记录——充满波折、反复和意外反应的真实数据。“您看这里，”唐顺指着治疗后第三周的一个数据低谷，“乐乐的炎症指标不降反升，传统思路会认为这是失败。但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这是免疫细胞在‘重新学习’识别正常信号。”
他调出一段动态模拟：“就像调音时，琴弦会先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才能找到准确的音高。乐乐的身体正在重新校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忍受暂时的‘恶化’。”
唐顺抬起头，目光直视霍顿：“所以回答您的问题：调节与干扰的边界，不是由我们预先定义的，而是由系统本身的反馈动态定义的。我们的角色不是强加一个‘正确状态’，而是提供一系列温和的调节，观察系统如何响应，然后引导它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他停顿了一下，让翻译们有时间完成工作。“我们的理论核心不是治疗者去设定一个所谓的标准，而是身体自己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线。我们只是引导，让这个自我调节的过程能够发生。”
“听起来很美好，”霍顿不为所动，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您如何证明，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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