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研究的。”蒋季同接过话，“我们正在寻找‘安全窗’——调整疫苗增强子的化学结构，或者预调节肠道菌群，将过度反应转化为可控的强反应。这需要大量实验，但初步数据很有希望。”
考察团成员们互相交换眼神，能看到彼此眼中的赞赏。
中午，杨平邀请考察团在研究所食堂用餐。没有特意准备，就是普通的工作餐——简单的三菜一汤。
“这里的氛围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待过的实验室。”卡尔森教授感慨，“大家讨论科学，不分资历，不怕争论。这种环境才能孕育真正的创新。”
“科学需要平等对话。”杨平说，“不仅是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也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论是细胞、动物还是患者——之间的对话。我们倾听数据的声音，即使它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午餐后，考察团参观了更多实验室，与不同团队交流。下午三点，按照日程，杨平需要与考察团进行闭门座谈。
座谈会在一个小型会议室举行。长条桌两侧，一边是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一边是杨平和他的核心团队。
“杨教授，”卡尔森教授开门见山，“您的系统调节理论确实具有革命性潜力。但委员会中有些成员担心，它可能过于理论化，临床应用前景不明。您如何回应这种担忧？”
杨平示意宋子墨打开投影。屏幕上显示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注着数十个光点。
“这些是正在应用系统调节理念的临床中心。”杨平说，“有些在测试个性化的免疫调节方案，有些在开发基于系统思维的诊断工具，有些在探索代谢与神经疾病的关联。虽然大多数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积累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案例。”
他展示了几份匿名病例报告：一位患有复杂自身免疫病的女性，通过多系统调节方案病情得到控制；一位传统治疗无效的抑郁症患者，通过代谢和免疫调节改善了症状；甚至包括几个早期的癌症病例，系统调节作为辅助治疗显示出增强疗效、减轻副作用的潜力。
“这些不是大规模临床试验，不足以证明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杨平坦诚地说，“但它们是重要的概念验证，显示了新思维方向的可能性。科学进步往往从小规模的探索开始。”
萨拉博士提问：“您的理论强调‘整体性’和‘复杂性’，但这也带来了可重复性的挑战。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系统，如何确保治疗的可预测性？”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杨平点头，“我们的回答是：人体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