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缩小50%，然后进入平台期，第7天开始出现二次缩小，到第14天，六只小鼠中的四只肿瘤完全消失，两只残留小于10%。
病理分析显示：肿瘤细胞确实经历了大规模的溶酶体途径死亡，但与预测不同的是，死亡过程相对有序，没有引发严重的局部炎症。残留的肿瘤床出现了明显的纤维化和血管退化，但没有观察到正常组织的明显再生。
“部分符合，部分偏离，”杨平审视着数据，“但关键是它奏效了。对一个多重耐药的绝症模型，我们实现了完全或近完全缓解，虽然是动物实验，而且是最理想的环境下。”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这意味着我们的理论框架是有预测力的。我们第一次不是靠试错，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对癌细胞系统逻辑的理解，设计出了有效的治疗策略。”
“生命逻辑模拟器”的第一次实战，得分不算完美，但足以证明方向正确。
就在三博团队沉浸在突破的兴奋中时，凯瑟琳博士在收到那份耐药结肠癌样本的治疗结果报告后，她沉默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给杨平打了越洋电话。
“杨教授，”凯瑟琳博士压低声音，“上周在苏黎世的一个小型肿瘤系统生物学研讨会上，有两个人做了非常有趣的主题演讲。一个是德国马普所的，他引用了癌细胞身份状态假说；另一个是MIT的，她在开发细胞命运决策的量子计算模型。这两个演讲，都引用了你们团队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
“那几篇论文里，你们提出了新的肿瘤分型框架，不是基于基因突变，而是基于细胞状态稳定性和身份信号熵值。当时很多人没注意，现在这两个演讲者注意到了。”
“我知道科学是开放的，但商业和政治不是。”凯瑟琳博士直截了当，“杨教授，如果你们真的在接近某个根本性的发现，并且可能指导设计下一代疗法的理论，大药企的间谍、竞争对手的探子、甚至国家层面的情报人员，很快都会嗅到味道。”
“我已经收到三家顶级药企的学术合作邀约，条件优厚得可疑。他们都拐弯抹角地打听三博的最新方向。我什么都没说，但别人不一定。”
挂断电话后，杨平召开了核心团队保密会议。
“凯瑟琳博士的提醒是对的，”杨平说，“我们的理论框架一旦完整公布，会改变整个抗癌药物开发的逻辑。从寻找靶点攻击到理解系统干预，这不仅仅是技术升级，是革命。而革命从来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我们遭遇的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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