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道：“郑鄤案只是为父上疏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为父倒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想那皇上肯下《罪己诏》，应该不是不容直言的人，却做出了此等糊涂之举。
唉，其实，为父也为难哪，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
刘伯想想也无法，道：“这下好了，也有人上疏了，说父亲大人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又该咋处？”
刘宗周道：“既如此，告病求归就是。”
说完，竟亲自去写了奏疏上奏了，又道：“我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
崇祯巴不得他快走，当即批了。
刘宗周也不多说，当即收拾了启程。行至德州，仍不放心，再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
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