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如熟田，等到了明年之后，这些麦田中产出的麦子也必然会比今年更高。要是继续按照今年的技术征税，那么国家岂不是要少收很少的税？”
“那您的意思是？”
“自然是等到了明年再重新确定税额了。”
商离摇了摇头道：
“今后几年，咱们要每年确定一遍新的税额，直到亩产稳定下来为止。到那时候，咱们才能真正确定每亩地的年税收，并且以此为标准，制定之后田亩的农业税。”
如今的宜国只有几千号人，国土仅限南京周边，因此商离可以玩每年都重定税额的游戏。
但是等到了将来，宜国的人口增多，国土扩大之后，这样的游戏就不能再继续玩下去了。
道理很简单，按照这个时代的惯例，正常情况下一个家庭的耕地面积往往在百亩以上。如果是一万个家庭的话，那么耕地面积就至少有一百万亩。
一百万亩啊，这需要多少的管理人员才能完成每亩地产出的测量啊？别说是现在了，哪怕是21世纪，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吧？
因此自古以来农业税采取的都是定额税制。我不管你这亩地今年产出多少，总之我的税额是不会变的。粮食产量多了我也不多收，你自己留着慢慢吃。粮食产量少了我也管不着，总之税收不能少。
当然，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这税额也并不是随便乱定制的。定多了人民不够吃，定少了国家收不着粮，因此历朝历代都曾为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但是商离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由于他是第一个提出税制改革的人，因此不会有人拿“祖宗之法”来压他。而又由于如今的宜国地少人寡，不同国人种的地亩产也不会差上太多。因此只要商离别专挑那些产量高的田做参考，他是可以非常轻易就得出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税额，进而将其推广下去的。
就好像现在，商离就是以十亩产量中档的麦田为标准，来制定今年的大麦税收。
只是这所谓的税收，和没有基本上没啥差别就是了。
“去年由于时间有限，因此实际上每家每户平均只开了30亩左右的地。如今的宜国拢共有541户人家，那么去年开垦的大麦田就是16230亩。”
在吩咐众人将东西都撤下去之后，商离在心中默默估算起了今年夏收的收入：
“按照一亩地收2斤麦子算，那么今年的夏收就算32460斤。换算成吨的话，差不多就是1623吨。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