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嘛，先把稻作起源的文章弄出来再说。
整个七十年代，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水稻遗存，就是在1972年河姆渡遗址，它的发现把中国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距今七千年以前，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前世，因为初中历史教材的缘故，苏亦认识的第一个考古遗址，就是河姆渡遗址。
对河姆渡遗址上的水稻遗存，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此外，就是1977年在河南新郑发现了裴李岗文化遗址，这一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精致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及陶猪雕塑，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甚至去年，也就是1978年，又在河北武安发现了与裴李岗文化面貌相似的磁山遗址，除出土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外，还发现了大量贮藏有粟的窖穴遗址，据估算粟的储藏量可达10万斤以上。
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客观上都引起相关领域的学者的兴趣，进而引发他们对农业考古的研究。
但，苏亦是新人，写文章，立意要足够小，农业考古的其他方向，尽量不去触碰，只专攻水稻起源这一问题，不然写起来，没完没了的。
这期间，苏亦再次研读丁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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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6章：文章写好，就发我们华农的《农史研究》吧！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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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文章《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以及他主编的大块头专著《中国水稻栽培学》，其中，后者的第二章标题名就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这部分是重中之重。
这个章节也相当有意思，内容部分还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关于“稻”字的考释。
看一本水稻栽培学的书，突然跳出来几个甲骨文，还有学相关者考释，没一定的基础，你看得都懵逼。
好在，苏亦非同一般，他是专业的。
现在抄甲骨文都抄吐了。
这种考释，对于他来说，就很简单了。
只是，突然看到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的名字出现其中，倍感亲切，但这种引用，就去证明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栽培稻，有点牵强。
只能算一种说法，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作为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教授在稻作起源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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