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问题，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章，打算刊登在故宫院刊下一期，不过因为是季刊，还没有发表。”
陈老师疑惑，“怎么没有考古相关的啊？”
梁钊韬却说，“考古相关的文章，他在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就写了两篇了。一篇发表在《文物》一篇发表在《考古》，研究生阶段，能够发那么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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