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下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吸收遗留下痕迹。但是这些重大意义，不能光靠我们说，必须要有发掘报告出来，以前是没有条件，现在改放了，这事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说到这，杨先生笑了，“其实这事也怪你，之前你在河宕遗址参与编写资料，让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编写大大加快进度。这样一来，就刺激到石峡遗址工作组了，甚至省博领导觉得河宕遗址这么晚发掘，报告都快要编写出来了，石峡遗址这么重大的遗址，发掘这么多年，报告的进度却比河宕遗址还晚，这不应该。”
“而且，你之前的河宕遗址的表现得到王局长以及省管委会相关领导的一只肯定，因此，领导们也想让我们的发掘成果早点展示出来。”
敢情是自己的乱入，改变了历史走向。
这也是好事。
虽然有领导好大喜功的元素。
但，这真是好事。
一般来说，一个遗址的发掘到发掘报告出来经历的时间周期，大部分都是十年起步。
甚至更久的，几十年没出来也正常。
就算是建国后第一部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白沙宋墓》也从发掘到出版差不多也要6年的时间。
当然编写跟出版不是一回事。
比如后世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从编写完成到出版，中间就间隔了35年。一直到侯先生去世，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出版。
但不管如何，石峡遗址的报告编写工作进度提前这么早，都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杨先生就要带他去认识朱非素先生了。
朱非素先生是北考古大61届毕业生，跟北大李伯谦先生是同班同学，比杨先生晚三届，是省博考古队为数不多的女先生之一。
她跟杨先生跟熟悉，两人既是北大的师兄妹，又是同一个工作队的同事。
因此在石峡遗址发掘过程中，多有合作，甚至，发掘报告两人也有分工合作。
之前苏亦在省博实习，朱先生在石峡工地，这一次，苏亦才有机会拜访对方。
朱先生的经历非常传奇。
1951年底，年仅15岁即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历任护士、卫生员、所在师文工团歌唱演员，在战壕里用她的方式战斗了四年，复原返乡，次年就考入北大考古专业。
根本就没读中学。
在北大读了五年考古专门化本科后，被分配到粤博。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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