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唐兰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建国前夕，是唐兰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无论著作数量跟涵盖领域，都堪称黄金时期。
其中，最为知名的著作就是《中国文字学》（1949），这书，应该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著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于香港出版。
未来，更是多个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材。
苏亦也有购买。
此外，论文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有《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1946）；
青铜铭文与石鼓文等领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苏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来，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遗漏，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1949年，唐兰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1952年由BJ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后直至去世。
从建国至“十年”前夕，唐兰发表或出版过一系列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的论文。
十年期间，前期中断研究。
后期，也有少量文章发表。
并没有完全停止学术研究。
甚至，因为国家需要，这一时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领域。
1972年《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陆续复刊。
他又围绕考古新发现陆续有新作发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于SX省蓝田县。他就写了篇《永盂铭文解释》（1972）；
1966年陕西歧山贺家村发现的一批西周铜器里，有一个“史（臣舌）簋”跟故宫所藏的簋器物同款，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史（臣舌）簋铭考释》（1972）；
侯马盟书出土之后，他就写了一篇《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1972）；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他也有相关文章《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
他又结合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物，写了一篇《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1973）；
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后，他就写了《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1975）；
1975年，何尊作为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他写了一篇《何尊铭文解释》（1976）；
1975年2月，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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