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于是，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公元前424年，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具体点来说，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在即位时，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普复辟而举行的。随后，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又举行了一次，但这次赵嘉为参加，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
时间，就是赵恒子的元年，晋幽公的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24年。第二次的自誓，则是同年较晚的时候。
盟誓的对象自然就是皇君晋公举行的。
为啥要说这些呢。
那是因为高铭先生的《侯马载书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师唐兰先生的观点。
不仅如此，后来高铭先生的学生冯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啥叫做学术一脉相承，这就是。
那为啥冯石不再称呼“载书”而是称呼“侯马盟书”？
那是因为到了87年，学界已经基本认同“侯马盟书”这个概念，唐兰先生也已经去世，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继续称呼“载书”了。
实际上，1976年，张晗先生参与编著的《侯马盟书》就已经出版。
这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运气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因为是第一个访华的法兰西首脑，这一次接待规格很高。
没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接待行程。
其中就包含大同的云冈石窟。
同年，8月份，时任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先生到云冈石窟检查其准备工作，回到太原的时候，当时的侯马工作站到张守中先生就找上门来了。
主要是为了求援的，呼吁上面重视侯马盟书。
得到王冶秋先生的主持以后，山西这边就成立了由张晗、陶正刚、张守中三位先生的整理。
就这样，整理了两年多，直到1976年才得以出版。
从1965年侯马盟书被发现到《侯马盟书》的出版，差不多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这书一出版，就在学界内引起巨大的轰动。
国内的大报纸都有报道。
现在热度也没有过去。
高铭先生写了相关的考释文章，也算是学术热点。
不仅高铭先生写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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