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余逊先生的时候，还充满了遗憾。
余逊先生是余嘉锡先生的儿子，继承其父优良的学术传统，不仅擅长秦汉史，在文献学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甚至很多人不着调，余逊先生还写过汉简方面的文章和研究汉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劳赶先生是同学，所有当时，劳干先生搞居延汉简的时候，余先生也参加过研究。
那么居延汉简有啥用？
劳干先生说，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余逊先生50岁就卧病在床，74年去世的时候，也才60岁，对于史学家来说，60岁完全就是黄金年龄，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八十岁了还在教岗上。
也难怪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提及余先生的时候，都满是惋惜。
其实，还有一点，余先生跟陈垣先生也关系莫逆。
1928年，史学大家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这也开启了陈垣与其父嘉锡的终身友谊。
对于王利器先生的《古文选读》，苏亦也是选修了。
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他对北大外聘这些先生开设的课程还是蛮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一年，邓广铭先生当系主任，才有这样的福利。
等这一年过去，估计，这位先生都没时间过来北大开课了。
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再有了。
历史专业这边，这些先生主要是讲中国史，世界史那边，苏亦倒不没缺课，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的课程，他都在上。
世界史，就是他的短板。
不管是周怡天先生讲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部分，还是朱龙华先生讲的希腊罗马部分，他了解的都不多。
主要是前世，他本科学是美术史，而非历史学，这部分短板，是需要花时间去补足的。
这个方面，有北大名师做启蒙老师，这个起步够高了。
不管如何，还是要优先考古专业的课程。
至于王永先生的敦煌学，在苏亦看来，都属于考古专业的范畴了。
毕竟，王永兴先生在课堂讲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都属于他未来的研究范畴。
敦煌学啊。
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