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宿先生就曾经有些感慨的说，“（解放后）第一批，走了三个。这三个人都没人能顶啊！没有人能顶得起来这三个人的工作，也没有谁，能看见有这个可能性。没想到，解放后还出现断层了，看来这个断层难补了！这三个人都是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生，高中这阶段都学得比较完整，到大学来，他们的先生大多也是解放前的，不管多少，还带了他们。解放后就没有这个条件了，高中也不怎么上课，他们自己教的学生还可以，再往下一代就完了，所以，这就有了断层了。这也该有断层了……现在的教员，谁也赶不上他们三个啊！”
宿先生说的三个人是2003年辞世的俞先生、2005年辞世的邹先生和2011辞世的徐苹芳先生。
他们三人都是新中国考古教育培养的第一代学人中最优秀的。
了解宿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从来没有在学术史的立场之外品论过任何人，先生评人论事都是从事业出发的。
宿先生罕见的点评三位先生。
可见对他们三人学问极为认同。
然而，那已经2011年以后说的话，旧友学生纷纷离去以后，老人也开始陷入了对往昔的怀念还有对中国考古学未来之担忧。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应该也对往事开始释怀了，早些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都烟消云散，都成过往云烟。
俞先生的着作不多，是说78年之前。
这个时间段，他的成果有限。
在北大，除了撰写三门峡调査报告外，完成了邺城调查记（1961年发表），弄清了邺城的三台名称。还在昌平雪山、江陵太晖观和临淄齐故城搞了发掘。
此外，就是北大的教材，1961年铅印成册的《中国考古学》，秦汉部分就是俞先生写的。
现在大家用的北大中国考古学系列讲义都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订的。
1957年夏，在北大读研期间，他开始编写勘察报告，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三门峡漕运遗迹》的考古报告，这报告被列为《黄河水库考古报告集》的首号，1959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研究黄河漕运的开山巨着。
早在上周，苏亦就去图书馆借阅这书。
他自然不会去研究三门峡漕运遗址，更多是一种好奇。
好奇俞先生读研时间对报告的完成度如何。
然后对比一下自己的水平跟当年的俞先生有啥差别，确切的说，差别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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