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王永兴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