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明确，厂卫的监察不同于传统的给事中或者都察院等的监察。
由于其直接受皇帝指派，因而往往对于被监察的对象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还直接来源于厂卫本身的职责，并不像都察院等其他监察机构一样，有一套长期以来相对固定、相对公开的制度规则，因而实现了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效果。
因此，厂卫的监察职能在传统帝制中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监察职能，而厂卫只有与给事中、都察院乃至于法司等结合起来，才能够融入朝廷完整而严密的监察臣下之体系中，从而达到其设立的初衷。
具体来说，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锦衣卫建制要早于东、西厂。早在明洪武十五年，朱元章即下令改仪鸾司为锦衣卫。当然，此前仪鸾司的主要职责在于队列仪仗和护卫功能，不仅不具备侦缉逮捕等权利，连宋以来的纠察殿前失仪、维护朝堂整肃的职能都不具备了。
仪鸾司改制为锦衣卫以后，其职级有所上升，内设的机构也有所变化，虽然大体上仍然还在从事原有的工作，但已经为后来取得侦缉之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此后，虽然锦衣卫取得了一定的侦缉权力，但很快因洪武年间的“奸党”桉件逐渐平息而被收回。朱元章似乎并不希望在法司以外再出现一个拥有“从头到脚”的司法职能的部门，而无论他们侦办的是何种重大的桉件。
因此，他的做法是“……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母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
到了朱棣在位时期，出于政治稳定等因素的考虑，又重新开始赋予锦衣卫一定的侦缉权力，但是同样基于对锦衣卫机构的防范，朱棣又设置了东厂监督锦衣卫，以弥补锦衣卫的一些固有缺陷，并进一步加强对于臣下的猜忌、防范和监视——虽然这些行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被证明并不能起到其预期的效果。
此后，东厂的权力逐渐扩大，侵夺了大量原属于锦衣卫的职权，同时也由于自身被宦官把持等特殊组织形式而受到皇帝的宠信。
尤其是在纪纲伏诛以后，皇帝更加明白手中掌握有专门控御臣下的机构的必要性，于是东厂便以一种国家常设机构的状态继续存在，直到成化年间宪宗又设置了西厂，进一步加强了权力的监控。
有观点认为，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权力划分以及荣宠，是以成化年间为界的，此说颇有见地。如果以机构设置等角度来看，则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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