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又对外透露出实学、心学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终于说动如此多人于今日上疏，要求皇帝彻查——当然，即便很多人未曾明说，但矛头所指都是彻查翊坤宫。
高务实望着一大摞奏疏稍稍思索，取过阁票，一张张全都写上“朕知道”、“已阅”、“知道了”等字，却未有更具体的表述。
这里要说一下“票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怎么写的。
明朝草创之初，曾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加强君主权威，如“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同时撤销尚书省，改为六部直接受命于皇帝。
然而，大规模撤销中枢决策机构，使得直接呈送皇帝本人的公文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皇帝个人即便勤于政务、宵衣旰食，也于长时段时间及精力上难以维系。再者，皇帝个人也无法保证其通晓各个方面的政务，使得中央文书处理效率与质量下降。
因此，朱元章决意于大内添置一批顾问以备咨询。洪武十五年，彷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常侍皇帝与殿阁之下，故名为“内阁”。
但是，最初的内阁既非官署，亦非官名，只是简任文臣入阁，参与机务。到了永乐年间，解绪、黄淮等七人首先受命任职于文渊阁。
当时的阁臣们的工作只是参赞机要，而不得干预九卿诸司事务。至仁、宣之朝，由于阁臣皆永乐朝耆旧，威隆权重，内阁之权遂逐步膨胀，而阁臣也开始获得代皇帝草拟本章之。
当然，票拟制度诞生尹始，票拟权并非独属阁臣。“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赛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可见票拟由内阁专掌也须经历一发展过程。
而同样也在宣德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又获得誊抄批红之权。于是，皇帝、司礼监及内阁三者形成相互掣肘、彼此制衡的鼎立之势，而贯穿有明一朝的票拟制度，也于此时初具雏形。
那么，票拟制度之实施流程究竟如何？
其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大臣奏章递进以后，经通政使司官员和宫门守卫，送到司礼监之文书房，文书房登记后，交司礼监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再由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拟，内阁票拟后，再经过以上程序抵达御前，经皇帝同意后由司礼监批红，经文书房“落底簿”[注1]，然后经过内阁发至六科，六科审核无误，即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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