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状态中，迎来了朱常洛的登基。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驾崩，朱常洛登基。这一年，也是明代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份，同一年先后经历了三位君主。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光宗登基；九月，光宗驾崩；紧接着熹宗朱由校继位，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而对王安来说，这同样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此时距离他王安自己的死，竟也不足一年了。
朱常洛登基之初，照例大赏东宫旧人，结果王安的职位是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巾帽局。
按理说，新君刚刚登基，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万历年的旧人，因此东宫的几个重要宦官先做秉笔太监，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的是王安作为朱常洛心腹，居然只是掌管巾帽局，这就多少显得有些落寞了。
如果对比一下，在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才来到他身边的宦官，如邹义、李实二人，比起王安陪伴朱常洛的时间整整少了七年，然而前者掌尚膳监印兼提督东厂，后者掌御马监印，而且二人同时也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不论从权势、影响，还是个人利益(油水)来说，王安执掌的巾帽局都完全不能和邹、李二人相提并论，因此很多人——包括当时之人、后世之人——都觉得朱常洛这是待人不公。
不过，高务实倒是觉得大家在这件事上可能冤枉了朱常洛。
首先，万历四十八年的时候，王安的年纪已经五十出头。当然，这个年纪本来不能算太大，因为之前六七十岁依然手握大权的宦官先例不是没有，但史书明确说过王安的身体状况——他一贯身体不好，甚至因此不肯多说话，仅仅是为了“养气”。所以，如果兼任了太多要职，王安估计没有太多精力来处理。
其次，王安虽然交往广泛，但史书又说他在公务上非常严苛，这样的人如果贸然委以要职，尤其还是在新君继位之处，的确恐生变故。
最后，王安虽然职务相对不显赫，却依旧是朱常洛的首席智囊。
朱常洛在位时间仅仅一个月，其发布的诸多政令，包括皇帝用内帑补发军饷、启用一批东林党人、处理朱翊钧遗留人事等等，基本上都是王安在主持。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在朱常洛登基后，王安的份量其实依旧举足轻重。那么，按照王安的资历，等过几年神宗旧人都被清理干净，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很可能就是他的。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常洛才先只给一个巾帽局让王安干着。
可惜谁都不知道，朱常洛苦苦熬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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