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的石垣重城。眼见日军势大，僧军只得向内城退却。
权栗见情况紧急，亲自拔剑，斩杀后退僧军数人，终于重新迫退日军，再立外围城栅。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日军伤亡较大，宇喜多秀家、吉川广家、石田三成、前野长康等均已负伤，而朝鲜军队火药箭失也已用尽。
忠清兵使丁杰运来二船箭失，从海面入城，全罗道也有漕船四十余只，在阳川浦口活动，如此则日军为防止有大队援军前来夹击，于当晚退回汉阳。
然而周边不远处的朝鲜将领无论在战时、战后均未有一兵一卒援军前来，反而攻城日军中有大量原朝鲜军人——“上曰：贼所射，有我国箭乎？景禧曰：多中片箭者，贼中必有我国之人，投入助战也。”
为防日军次日再次进攻，自知无力抵御的权栗便将幸州山城焚毁，并将日军遗弃的尸体肢解以泄愤，然后全军退向坡州。此即为幸州山城之战，也是权栗的成名战。
回头再看，其实幸州山城之战与碧蹄馆之战一样，都可以看做是规划中的汉阳之战里的前期准备，两次作战的战场距离汉阳均为三日本里。
碧蹄馆之战是明军在断粮前夕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最终未能穿越砺石岘，而幸州山城之战是朝鲜军战后弃城而走，两军事实上均未能在汉阳近郊建立稳固的前哨阵地。
当然，日军在此战中暴露了其缺乏攻坚的能力以及重火力上的贫弱；而朝鲜军队在焚城而退的所谓大捷中，则再次暴露了其军队的混乱，各部之间难以配合、乃至拒绝配合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权栗特意将僧兵放置在最危险的外城，也凸显了朝鲜义军的尴尬地位。
幸州山城之战，后来的朝鲜人其实很清楚这场胜利的真正因由——“大槪今日之事，天幸也。诸将不相救，而亦有诸将声势相倚，故天兵已退，而贼不能知其有无。其翌日贼不复来，此亦天幸也。”(注：出自《李朝实录》宣祖26年2月己酉)
也就是说，日军不知幸州只是孤军，而朝鲜人在日军撤军之后立刻弃城而走，同样也体现了所谓幸州大捷的侥幸性和象征性——以及不可复制性。
而相比碧蹄馆之战，明军本来是试图达成前出控制茂陵一带的目的，参考碧蹄馆、幸州山城周边地形及城邑仓储，可见碧蹄馆周边囤积物资和兵力集结能力要远超幸州山城。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明军已经超出后勤极限，碧蹄馆战后即便大军退囤开城，明军依旧处于断粮状态。柳成龙此前答应提供的军粮，实际到位的那点恐怕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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