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假设高务实为了这次作战下发了五百万两的小额银票作为各部参战兵力的军饷，这里面有一半面值的价值被储存了起来，那么市场受到的冲击就只剩二百五十万两，这是可以接受的，哪怕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强度也比较有限。
即便剩下的二百五十万两也会慢慢释放，但那已经无法对大明这样巨大体量的市场造成什么影响了，因此时间和规模就将这次战事的经济影响直接冲散，国家不会因此出现什么动荡。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笔钱发下去，比如有二百五十万两进入了市场，还会对经济发展有良性的促进作用——你一个士兵打仗回来有了钱，自然会去消费，那么卖东西的人就赚了钱。他们要么也去买其他东西，要么继续投资，扩大生产或者贸易规模，总之最后都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在已经开整商税的北方，经济繁荣又意味着朝廷还能收回一部分。
以上这些对于后世之人很好理解，但对于“古人”，即便是布日哈图这种聪明人，也没那么好理解。毕竟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思维偏差，就是将“天下财”看做一个恒定值，到了朝廷手里则民间困窘，到了民间手里则朝廷困窘。这也是所谓“不与民争利”一说的根基所在。
高务实当然不信这种落后思想。财富这东西是创造出来的，在眼下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做“世界金融资本阶级”的幽灵，那么财富不足就只说明生产不足、贸易不足，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加大贸易，如此而已。
大明现在的生产肯定是在逐年提高的，贸易也是一样逐渐增强，因此一定的通货膨胀其实还有好处。真正糟糕的是如原历史上一样出现通货紧缩，也就是所谓的钱荒，那反而会导致开工不足、贸易萎缩，继而逼得有些人病急乱投医，违背法度去和蒙古、女真做起被严厉禁止的一些买卖。
所以归根结底，布日哈图以为高务实的急切很可能是来自于财政压力而非军事压力，这实际上是错算了。
恰恰相反，高务实的“急切”还真就更多出自于军事压力。这个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对此战所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要求太高——彻底消灭残元，保证北方边疆长期稳定并成为大明的军马场，以此应对将来必将到来的沙俄东扩。
沙俄东扩的早期主力一直都是哥萨克，因此又导致高务实对骑兵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当他发现如今大明的骑兵连对已经被封锁两百年的蒙古人都做不到欲歼则歼，当然很自然的想到今后面对哥萨克时会是什么局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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