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朱元璋要求后嗣帝王都要严格照准执行，实际上还是有些担心开疆拓土的诱惑导致后嗣帝王们忽视了北方的威胁，去打那些僻在一隅的小国。朱元璋大概认为这是浪费民力的愚行，因此一禁了之。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上谕中说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輙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以上就是朱元璋对于设定“不征之国”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打起来不方便，打下来又没用。”所以不打，合情合理。
不过，仔细看一下朱元璋的原话就会发现，他其实还是留了后门的：“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那么，如果“彼为中国患者”，是不是就能伐之了？理论上应该是。
到了这里，关键因素就转变了，变成了如何定义“彼为中国患”。
杨广打高丽的理由和李世民打高丽的理由其实是差不多的，比如李世民就说了：“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瞧瞧，对于李世民这样的开拓型皇帝，当他要决定讨伐谁时，其思路并不是彼国已经在“为患中国”，而只是“不遗后世忧”。相对来说，朱元璋的思路就过于保守了一些，似乎真的认为“处中国而治万邦”是绝对的真理，未曾设想过时移世易之下的局势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不是都能“以不变应万变”。
当然，以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局面，这么做说得过去。例如朝鲜，它在元末是有投机倾向的，不过李成桂夺权以后有几个隐患。其内部政治力量有待整合，外部又有倭寇滋扰，他在位期间是搞定了倭乱，对明朝采取的措施是以小事大，表现得十分恭顺。
这种恭顺一来源于明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是为了借助明朝的声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际上早在洪武二年，高丽王朝就已经派遣使者来入贡了，李成桂夺权建立朝鲜之后，还被朱元璋以篡位名义扣住朝鲜国王的帽子不少年。
至于安南，当时的政治觉悟也是很高的。洪武二年，壬午，安南国王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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