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税为理由，开设正阳税关。
把他两位这样具备代表性的理念和观点这么一摆，就能看出高务实的态度在时人看来有多么“扭曲”了——高务实既主张提高商人地位，不能抑商，但偏偏他又坚持认为商人应该缴纳商税。
在常人看来，你既然要重商，那就应该给予商人良好的从商环境，而在世人眼中最好的从商环境，当然就是不必缴税。你一边提重商，一边要商人缴税，你是精神分裂吗？
高务实当然没有精神分裂，他只是“求实务实”——这种事情光从理论上分析没有用，你得能实际推行才成，而现在的实际是什么样的？
首先，商税不收是不行的，一个瘸子要跑赢双腿健全的人，那他受力的那条腿该有多发达？大明现在就是个瘸子，单靠那点农税支持，然而大明的农民虽然放眼全球来说的确是挺强，可再强也受不了这样的盘剥，久而久之这条腿迟早也得废掉。
其次，商税的征收是为了给国家缓解压力，而不是把国家搞垮。如果真的全面纳税、税率一致，那卖粮食的能和卖技术的(印染、织造、造纸等)比利润吗，卖棉布的能和卖丝绸的比利润吗，卖竹木的能和卖瓷器的比利润吗？显然不能比。
不能比，问题就来了。北方商人目前的主要生意，除了高务实自家的京华系之外，大部分都应该归纳为“原材料买卖”，顶多是“粗加工行业”。这种生意一般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大宗，其二是产品附加值低。
南方商人则不同，他们从事的要么是高附加值产业，如丝绸绢帛、瓷器、造纸；要么是“精加工产业”，如印染、织造、印刷乃至于制笔等。简单的说，就是“单位效益”都很高，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哪怕是小宗贸易，其涉及的金额也不小。
如此一来，倘若按照大明过去的征税方式搞一刀切，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干脆别做了，因为他的利润在扣除税金之后搞不好得变成负数。
因此原因，实学派方面在此前推行的商税中，把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还不算特别详细的划分。
简单的说，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税，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是要远高于北方商人的，“北方商人”中只有极少数被课以重税——比如京华就有不少，如水泥、香皂等都是重税，要不然高务实也不至于每年缴纳一百七十多万两税银了。
然而京华有其特殊性，一贯都被人用一种“例外论”来看待，所以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外界眼中，目前实学派所推行的商税，就是典型的“北轻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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