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秋，周克华劳教期满，从武汉回到沙坪坝井口镇的家。
他的劳教通知早寄到过老家，镇上多少有风言风语，父母心里也清楚，只是全家都心照不宣，从来不提这茬事。
两年没见，他更黑更瘦，话更少，进门放下包，喊了声 “爸”“妈”，就没再多说什么，父母也没提他犯的事。
这次他没回码头扛货，而是在镇上建材厂找了份装卸工，依旧早出晚归，独来独往。
装卸工活重，钱少，一袋水泥五十公斤，一天要扛上百袋，他的肩膀磨得红肿脱皮，却从不抱怨。
每次发了工资，他全数交给母亲，自己只留几块烟钱。
邻里背后有人议论，说劳教回来的人果然改变不少，但当他的面却也都客客气气，没人提那档子事。
他当然知道听到了那些闲言碎语，但毫不放在心上。
他有他自己的心事。没人知道他贴身的工装口袋里，总揣着皱巴巴的纸片，没人的时候他就掏出来，用铅笔头画路线、标时间，都是劳教两年里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东西。
他从来没打算扛一辈子水泥。靠卖力气，永远翻不出这江边小镇，以后自己的儿子还得走他没出息的老路，他不甘心。
1995 年，经远房亲戚介绍，他认识了邻镇的罗红。
姑娘本分话少，脸圆圆的。介绍人隐约向她提过一句 “小周以前年轻不懂事，在武汉犯了点错，劳教了两年，现在踏实了”，她也听过村里几句闲话，可相了两次亲，看他做事稳当、话少肯干，不偷奸耍滑，也就没往心里去。
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谁没个走弯路的时候，踏实过日子就行，她是这样想的。
年底他们就办了婚礼，简简单单三桌酒，都是两边亲戚。周克华全程陪着敬酒，话不多，喝了也不闹，递烟、点头，礼数周全，像个合格的丈夫。
新婚夜灯灭了，罗红躺在他身边，小声跟他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他
闷了半晌，胸腔里回出一声 “嗯”，就没再多说什么。
他没向她谢谢她的理解和宽容，没剖白自己的心声，也没承诺。
偷东西的事，劳教的事，还有脑子里那些接下来人生规划的草图，他半字没提。
从成家第一天起，他就把一半的自己藏在了影子里。她递了台阶，他就接着，至于心里藏的那些东西，他打算一辈子都不让她知道。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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