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东握着手机站在台球室昏暗的灯光下，听着电话那头的哭声，没有说“别哭”，也没有说“是风吹的”。他只是安静地听着，让邱玉林把攒了六年的委屈和恐惧和期盼全部哭出来。
过了很久，哭声渐渐变成了抽泣，然后变成了带着鼻音的笑声。
“我把成绩单拿给我爸看了。”
“他怎么说？”
“他什么都没说。把成绩单看了很久——我以为他要说‘还行’或者‘不错’——结果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翻箱倒柜，把我妈以前在店里用过的那个旧算盘翻出来了。他说，‘你妈以前在店里记账，用的就是这把算盘。现在你用不上了——你在学校用计算器就行了。’”邱玉林说到这里，声音又哽咽了，“他说——‘你比你爸强。你爸一辈子连石狮都没出过。你要去厦门了。’”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靠在台球室的墙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晃晃的日光灯。林家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盹，鼾声均匀而绵长。台球撞击的清脆声在昏暗的空间里回荡，有几个人在角落里争论着某颗球有没有进袋。
“杨晓东。”
“嗯。”
“八月二十号我就走了。”
杨晓东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他知道这一天会来。从邱玉林第一次拿出那张招生简章的时候就知道。从她把“改变”和“命运”四个字用红笔画线的时候就知道。从她喊出“我想去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她终将离开东埔，离开那家五金店，离开这片被海风腐蚀了千万遍的滩涂，去一个海更蓝、天更远、未来更宽广的地方。但他也知道，厦门和东埔之间的距离，不只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它会拉远很多东西——那些在滩涂上并肩看夕阳的日子，那些在石头上互相取暖的瞬间，那些用一个眼神就能传递的默契。他不知道距离会不会冲淡这一切。
“那我还欠你一碗四果汤。”他说。
“不止一碗，”邱玉林说，“你在我这里存了很多碗了。等我放假回来，你要一碗一碗还给我。”
“好。”
“还有，你说过要来看我。你说坐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记得。”
“那我等你。”邱玉林说完，挂了电话。
杨晓东把手机放回裤兜里。他的手指碰到那包贝壳碎片，停了一下，然后掏出来放在手掌上。碎片还是那些碎片，在台球室昏暗的灯光下泛着珍珠色的光泽。那枚完好的贝壳也在——边缘的裂缝还在，但壳本身没有碎。他想，如果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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