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片光，但杨晓东能看到父亲的眼睛——那双被海风吹了几十年的眼睛里，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
“她叫我傻子，但她给我修鞋的时候用了最结实的橡胶皮。她眼角被你儿子打肿了还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因为她不想让事情闹大。她初二辍学在店里站了六年，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但她现在每天在练字，想在笔记本上写出工整的句子。”杨晓东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想了很多遍的事实，“她跟我说‘我没有前途’，但她偷偷拿了一张厦门职校的招生简章。她连做梦都不敢大声，怕被人听到。”
父亲沉默着。烟头在地上明明灭灭，最后一缕烟在晚风中扭曲着上升，然后散了。
“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杨晓东说，“她每天早上在五金店里搬货，手被铁丝划伤了涂点碘伏继续搬。她明知道她爸会骂她，还是说了‘我想去读书’。她什么都没有，但她还在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这样的人，爸你说——凭什么不值得喜欢？”
父亲沉默了很久。院子里的蚊子嗡嗡作响，有一只撞在了厨房的纱窗上。屋内传来母亲洗碗的声音，碗碟碰撞，水流哗哗。妹妹在客厅里看电视，动画片的主题曲隐隐约约飘出来。
“你跟她——到什么程度了？”父亲终于开口了。
“我们只是朋友。”
“朋友？”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信任，“码头上的人说你每天晚上去镇上，是不是去找她？”
“不是。我在台球室打工。”
父亲愣住了。“打工？为什么打工？”
杨晓东犹豫了一下，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那个信封。信封已经磨旧了，表面被他手心的汗反复浸润变得柔软发皱，上面用圆珠笔写的“学费”两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他把信封递给父亲。
“我想帮她攒学费，”他说，“厦门有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烹饪专业，一年八千。她已经通过同等学力认定的预报名审核了——是我帮她弄的申请表。只要凑够学费，她就可以去。”
父亲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零零碎碎的纸币——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甚至还有几张皱巴巴的五毛钱。他把钱抽出来数了数。一千八百多块。这个数目对他来说不算特别大，但他知道，一个初一的学生要攒下这些钱需要干多少个晚上的活。每天晚上擦球桌、扫地、倒烟灰缸，闻着那些让人头晕的烟味和啤酒味，弯着腰在昏暗的灯光下干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能赚三十块钱。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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