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制备，水池鱼虾等，内官监制备，围屏帐幔等，由司设监制备，锣鼓等，由兵仗局制备……如此一场戏，就动用了六七个监局共同承应，而这等规模的水傀儡，也只有宫廷才能完成。
永明帝和一众臣子看的兴致盎然，于是觥筹之间，似乎君臣关系也融洽了不少。
然而李琚看的明白，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的和谐。
君臣关系的嬗变，是自秦开创大一统之后，就已经与先秦儒家的构想背道而驰。法统之下的尊主卑臣的君臣关系，总是以一种生硬的形式存在。
朱元璋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以文官为其治国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但又无法解决人性中的私欲，他好用峻法，重典治国的后果就是，朝野上下一片肃杀。
这种酷政也造成士林普遍的忧惧心态，试想若是士人普遍缺乏政治主体意识，又何谈得君行道？
而不郊，不庙，不朝的万历，君臣关系已至极度疏隔甚至变本加厉，上与下交争，朝与野异议。主上对谏臣动辄施以廷杖之辱，臣下不惜讪君卖直来博取清名。士人之间亦好相互攻讦，竞气矜名，道德已沦为士人交争，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和手段。此中情势，为万历时的政圮德荒做了最恰当的注解。
其实李琚隐约摸到了嬗变之下的君臣不和，大都源自官僚这个群体组织。无论宋还是明，官僚无不是一个精致而复杂，庞大而且等级制度分明的组织系统。
当组织从一种手段变成一种目的，其首要目的就变成了维护组织本身。而官员的注意力则从实现‘得君行道’的社会职能，转到官僚组织自身的规则上。所以官员宁愿在等级尊卑，地位升降，利益分配，关系协调，组织效忠等事情上，耗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来维护其合法性和存在的必要。
永明帝对于官僚的不满，或许在于前车之鉴，他是希望文官能在社会性上提供更多的公共管理，而非只是追求组织利益，尤其痛恨那种以学术败坏导致的士风败坏，而来侵夺天子之权，这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僭越。
社会发展至今，皇帝反而不希望官僚群体的意志就完全成为国家意志，尽管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群体的‘合伙人’，这是他作为帝王体现出来的矛盾的一面。
也许这也能解释他某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好比任用女子为官。同时李琚也明白，永明帝他虽不好峻法，但对于官僚群体的出界，未必不会下狠手惩治。
换戏的空挡，钟鼓司掌印进前来禀，说玉熙宫那里已准备妥当，
永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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