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四月廿三，东南季风裹着咸湿水汽掠过宁波港的旗杆，将“督造铁路总局”的杏黄旗吹得猎猎作响。朱瞻均站在镇海码头望台上，目送最后一批满剌加贡使的船只隐入海天之际。端穆临行前将一枚镶着猫眼石的象牙符牌塞进他手中，说马六甲港务司的税册已经造好，只等大明派员去核验。
他摩挲着符牌上细腻的纹路，转头对身旁的沈墨言道：“这满剌加王倒是识时务，六成关税说让就让。怕不是被佛郎机人的炮船吓破了胆，急着找棵大树靠着。”
沈墨言一身靛蓝直裰，腰间挂着那把从不离身的铜制卡尺，闻言微微一笑：“殿下在槟榔屿一战打沉了佛郎机三桅战船，又逼降石堡守敌，南洋诸国看得分明。这海上，从此不是佛郎机人说了算。”
朱瞻均没有接话，目光越过港口林立的桅樯，落向远处那艘正在坞中检修的“飞蛟”号铁壳船。船身上铆钉痕迹崭新，即便是经历了马六甲往返两千余里的航程，铁壳依旧光整如新。他想起了什么，忽地目光一动：“沈师傅，这‘飞蛟’号从松江开到马六甲，一路上用的煤，是沿途哪个站的？”
沈墨言微微一怔，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近海走的是松江、宁波两地煤栈的存煤，过琼州后补给的是广州府官煤局。全程合计烧了四百余石煤，若折算成漕运粮船的运力，差不多是……”他略一换算，“三艘千料大船的载量。”
“嗯。”朱瞻均点了点头，声音沉了下来，“也就是说，如今造一艘铁船，光是开一趟南洋，烧的煤就顶上三艘漕船一年的运量。煤从何处来？运煤的路修不修得通？煤价涨了，船运费就得跟着涨，运费的涨落，又牵动京师米价、苏杭纱价、军中粮秣……这些环环相扣的事，比船壳上的铆钉更费心思。”
沈墨言沉默片刻，弯腰从怀中掏出一册薄薄的蓝布封面的手札，翻开几页后递过去：“属下这几个月在宁波走访了港务司的账房，殿下看看这个。”
朱瞻均接过来，入目是工整的小楷，写着“宁波港四分、松江港三分、广州港二分、其余一分”的纲目，下头密密匝匝列了数十行备注。他翻了几页，眉头渐紧——宁波港今年进出的商船数目较去年翻了一倍有余，但所载货物中以生丝、棉布、铁器、药材为大宗，运回来的却多是南洋香料、染料、粮食，几乎没有机器零件或煤炭。
“这说明了什么？”朱瞻均合上手札，目光微深，“说明海上贸易的门开了，但流出去的是成品，流回来的是原料。若不想办法把江南的煤铁产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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