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市后的第三天，陈让收到了母亲从老家寄来的快递。那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里审阅周敏发回的薪酬改革方案修改意见，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物流通知弹了出来——包裹已经送到了一楼前台。他放下手机，在办公桌前坐了片刻，然后站起身，走出办公室，乘电梯下到一楼，从前台那里接过了一个用胶带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纸箱。
纸箱不大，大约两个鞋盒的大小，重量却很实在，抱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将纸箱放在办公桌上，用剪刀划开封口的胶带，打开箱盖。里面是一层旧报纸，叠得整整齐齐，用来填充空隙、保护里面的物品。他拨开报纸，看到了一个深褐色的牛皮纸信封，信封的封口处贴着透明胶带，边缘已经有些磨损，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他拿起信封，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了一个旧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是深蓝色的硬纸板，边角已经磨损发白，书脊处的线装也有些松动，显然被翻阅过很多次。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或标识，只有岁月的痕迹——几处水渍，一些摩擦造成的褪色，以及边缘处一道细长的折痕。
他翻开封面。第一页是空白的，第二页也是空白的。翻到第三页时，他终于看到了内容——钢笔书写的字迹，蓝黑色的墨水，字体端正而工整，带着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书写风格。每一笔每一划都写得一丝不苟，横平竖直，棱角分明，像是账房先生在誊写一本重要的账簿。
他翻到下一页，开始阅读。账本里记录的不是普通的工厂流水账，而是一笔一笔的“特殊支出”——每一笔都标注了日期、金额和经手人，但没有注明具体的用途。那些金额有大有小，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时间跨度覆盖了农机厂倒闭前三年的时间。最后一笔支出的日期，距离农机厂宣布破产清算，只差了不到两个月。
他翻到账本的最后一页，看到了父亲写下的一段话。那段话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比前面的钢笔字潦草得多，像是在某种紧急或激动的状态下写下的。内容只有短短几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敲击在陈让的心上：
“这些钱，都是从厂子里挪出去的。经手人是马成，收款方是宏远地产。厂子倒闭后，马成来找我，让我把账本销毁，说会给我一笔钱。我没答应。他把我的工作调到了车间，想逼我走。我也没走。这个账本，我藏了二十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小让，你拿着它，去找该找的人。”
陈让握着账本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那几行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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