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几个孩子的脸,最后落在王秀兰脸上:
“你,负责登记。字写清楚,名字、住址、病症、领药数量,一笔一笔,不许错。“
王秀兰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成。“
她心里炸开了花。五十片去痛片,加上她自己的六片,五十六片。周卫东要一百片,还差四十四,但这已经是一大半。而且,她拿到了“登记“的权力——这意味着她能接触到药品的流向,意味着她能……
她没往下想,先把笑容压下去,低头扒饭。
赵桂英把五块钱收进贴身口袋,起身去灶台前洗碗,背影瘦削,但脊背挺直,像根撑着的竹竿。
“妈,“王秀兰在身后喊,“谢谢您。“
赵桂英没回头,声音从灶台那边飘过来,带着水声和瓷器的碰撞:
“谢什么。你爹走了,咱家不能让人戳脊梁骨,说王有德的女儿没良心。“
王秀兰低下头,眼眶忽然有点酸。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愧疚。她利用母亲的善良,编织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而母亲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教出了一个好女儿。
但这愧疚只持续了一瞬。
她想起周卫东说的“娃儿发烧没退烧药,烧聋了“,想起老爹仓库里没药死的惨,想起空间里那两袋虚拟的大米。
她得办成这件事。五十片只是开始,她还要更多。
第二天一早,赵桂英揣着五块钱去了厂医务室。王秀兰没去上学,在家等着,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把蓝布衣裳的边都绞出了毛边。
晌午时分,赵桂英回来了。
手里攥着一个白纸包,四四方方,用麻绳捆着,像块砖头。
“五十片,”
她把纸包拍在桌上,“去痛片。医务室的老刘头看我面子,按内部价给的,一毛八一片,九块钱。剩下一块,我买了瓶红药水,备用。“
王秀兰接过纸包,掌心一沉。她解开麻绳,掀开一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板去痛片,每板十片,糖衣裹着,白花花的一片,像小号的珍珠。
她数了数,又数了一遍,没错,五十片。
“登记本呢?“赵桂英问。
王秀兰从抽屉里翻出本旧作业本,撕了半本,用针线钉了个简易的册子。她拿起笔,在第一页写上:
“1958年6月20日,妇女互助备用药品登记册。负责人:赵桂英。登记人:王秀兰。“
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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