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原因，我心里明镜一样的。问题的关键是，我的岳父大人退居二线了。
你李文采靠着岳父的背景牛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小年轻”上来当社长，先拿你开刀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个小年轻社长是与我一起进入报社写“本报讯”的，依仗自己的钻营之术，在人事关系上总是占居先机，在新闻界的官场上领跑于我，那是十分正常的事儿。
对于这样的现实，我本来是想坦然自若的。但是老婆却大发贵族小姐的脾气。先是埋怨我没听她的话，去新社长家里串门、送红包，这才导致了工作岗位被调动。
接着，她指示我。既然是这样了，那就抗命，坚决不去新岗位报到。她要我去医院里装病，趴下不玩活，以示抗议。或者是不上班，晾他的台，以示自己的强硬。
她说的这一切，我都表示不能接受。“咱是个文化人，咱的素质在这！”我用小品里俏皮话逗她。她却不笑，反而骂我没有骨气。
后来，看到我的态度不是那么顺溜，大概是小年轻社长也觉得对不起我了，就给我封了个文艺部副主任的官衔。
这一下，由不得我天天对他横眉怒目了。既然是他让了一步，我也不能不知道好歹，于是乎，我就离开经济部，来到文艺部上任了。
听到我来文艺部上班的消息，老婆的鼻子都气歪了。她骂了我一声“贱种！”，没容我分辩，抱起女儿就回了省城娘家。我知道，我们的一场冷战要开始了。
老婆回到省城的家里，岳父大人立刻打电话来，告诉我不要介意，他对女儿太娇惯了，驴脾气说犯就犯。他嘱咐我好好的工作，她和小孩儿很快就回家了。
尽管岳父大人如此劝我，我也深知老婆一时间是回不来的。她瞧不起我这个平民百姓家出身的人，认为我是得了个副主任的芝麻官，就高兴的忘乎所以。
忘记了她们家庭的显赫地位了。我的行动不仅仅是让她这个大学教授蒙羞，也让她高贵的家庭蒙羞了，士可杀不可辱。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她怎么可能很快就回家来。
穷人自有穷人乐。文艺部这地方虽然是清水衙门，但是听说我当了副主任，对文艺界人的宣传和他们的投稿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就有不少的作家打电话来，请我去赴宴文人的酒宴。
还有嘀嘀姣姣的女声打电话来，请我去她的闺房去斧正她的一篇新美文。对于这一切，我当然是婉言谢绝。我知道自己正处于倒霉期，任何一个不慎的举动，都有可能毁灭我现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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