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虽承秦制，但因为「宽以济猛」的缘故，御下牧民的手段上却是宽宏许多。
当然，这种「宽宏」一则只是相较秦朝而言，二则西汉的「宽宏「只是一种姿态，东汉的「宽宏」却是一种无奈。
秦国对官吏的约束颇为严厉，甚至专门制定了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的《为吏之道》，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
《秦简》中还明文规定了「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
即秦律之中但有不允许臣民去做的事，一旦他们做了便属于违法犯罪，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惩罚，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国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
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也算是给后世历朝历代做了立法的榜样。
所以说「连坐」其实在之前便已有之，但在西汉时，虽然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单论制度完善上的确更胜前朝，但在处罚手段上其实已经轻微了许多。
针对贪腐最重者，也无非是「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
西汉一斤金等价于一万枚五铢钱，即官吏贪污银钱十万以上才会被除以死刑...
将这个量刑的「十万钱」和秦国的「一个铜钱」放在一起对比，就知道西汉有多么宽宏了。
至于东汉，就更「宽宏」了。
对贪腐的惩治无非是「轻则免官流放，重则处以极刑。」而这个极刑最多是犯者一人承受罢了，惩罚重者，如安帝初年的「清河国相叔孙光贪腐案」，也不过是「禁锢二世」，即叔孙光父子此后都不得出任任何官职。
就这惩罚力度竟然能列入东汉史书，似乎在当时人的眼里，「禁锢二世」已算是很重的惩罚了...
后来居延都尉范郇也犯了严重的贪腐，多重不知道，反正史书记载是「安帝极为愤怒」，更下诏让三公在朝廷讨论如何定罪量刑，大部分都认为应该让范郇受到和叔孙光相同的惩处，结果太尉刘恺反对，提出按《春秋》一书的意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是要鼓励人们行善，如今禁锢赃官的子孙，恐怕会使善人受到牵连，这不是先王审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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